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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他站在柏林公园的草坪上，看着一个穿着红裙子的小女孩追蝴蝶。

    他在想，那个小女孩的父亲是谁？是一个矿工？是一个农民？是一个码头装卸工？不管他是什么，他的女儿今天穿着干净的红裙子，在草坪上追蝴蝶，不用担心吃不上饭，不用担心上不了学。

    “多德先生。”

    “嗯。”

    “你觉得——我们的美国能变成这样吗？”

    “肯尼迪先生，我是一个美国外交官。我的工作不是评价美国能不能变成什么样子。我的工作是向华盛顿报告德国变成了什么样子，以及德国的变化对美国意味着什么。”

    “但既然你问了，我只能这么回答你，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美国能不能变成这样。我只知道，如果美国不改变，它很快就不会再有‘变成什么样’的选择了。它会被迫选择的。”

    “走吧。”

    肯尼迪转过身，跟着多德走回了车里。

    车门关上的声音闷闷的，像是把另一个世界关在了外面。

    车子驶出公园，继续向市中心方向开去。

    车窗外的柏林在午后的阳光下继续运转着，街道上人来人往，车流如织，喷泉的水珠在阳光中画出短暂的彩虹，孩子们在广场上喂鸽子，老人在长椅上下棋，年轻的情侣牵着手从斑马线上走过，女孩的裙摆在风中扬起一个好看的弧度。

    肯尼迪靠着车窗，看着这一切。

    他在想，他的报告应该怎么写。

    写给罗斯福看的那份报告，和他在公开场合说的话，不会是同一份。

    因为在柏林看到的这些东西，如果原封不动地写进公开报告，送到国会山，送到《纽约时报》编辑部，送到广播电台的播音室——他们会说肯尼迪被德国人收买了，会说他是红色间谍，会说他是美利坚的叛徒。

    他们会说这些，不是因为他在说谎。

    是因为他说了实话。

    而有些实话，在一个正在分崩离析的世界里，比谎言更危险。

    肯尼迪忽然想笑。

    这是一种在他五十一年的商业和金融生涯中很少出现、但此刻却无法抑制的、对自己和整个世界的荒谬感的、无可奈何的、苦涩的笑。

    美国媒体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把德国描绘成一个地狱。而他来了之后发现，这个地狱比美国大多数城市都更适合人类居住。

    那美国人民的生活究竟是什么呢？

    没等他想完，车子就已经在美国大使馆门前停下来了。

    肯尼迪推开车门，走下台阶。

    午后的阳光照在他的脸上，他眯了一下眼睛，柏林的天空还是那么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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