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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幕上的画面终于停了。

    定格在石阶上那摊暗色的血迹。放映室里的灯亮起来，惨白的光照在每个人脸上。

    韦格纳重新站起来。他走上台，站在银幕前，面对所有人。

    他拿起桌上那份文件夹，翻了几页，放下，抬起头。他的眼睛有些泛红，

    “弗里茨·施耐德，二十四岁，柏林农业大学毕业。

    一九三四年自愿报名参加非洲支教项目，在乌班吉沙立工作了一年零两个月。

    他负责推广新式耕作技术，改良木薯品种。

    当地农民管他叫那个爱笑的德国小伙子。”

    “汉斯·韦伯，三十二岁，德累斯顿工业大学毕业，曾在‘人民团结’机械厂工作。

    一九三四年和弗里茨一起去的非洲。”

    “经确认，弗里茨同志已经牺牲了。

    汉斯同志还被关在那个林子里，那帮人手里。”

    韦格纳的目光扫过台下每一张脸。

    “你们刚才都看见了，听见了。

    那个叫萨莱的人说，他读过我的书，读过马克思，读过列宁。

    他说，书里写的那些道理，在非洲行不通。”

    他的声音突然拔高。

    “书里写的道理，在哪儿都行得通。

    行不通的不是道理，是他的脑子。

    他想在非洲建立一个纯黑人的国家。他连自己脚下的土地有多少种人、多少种语言、多少种信仰都搞不清楚，就敢说自己是这片土地唯一的救世主。

    他烧了人民委员会的粮仓，抢了合作社的卡车，打伤了我们的干部，杀害了我们的同志——然后告诉我，他是在解放非洲。”

    韦格纳的手按在桌上，指节发白。

    “这种人不是革命者。

    他们是土匪，是暴徒，是帝国主义豢养的走狗，是混在独立运动里的害虫。

    他们不配谈非洲，不配谈社会主义，不配谈解放。”

    韦格纳有些说不下去了。

    施密特站起来，走到台边，轻轻按了一下韦格纳的手臂。

    韦格纳没有挣开，站在那里了几秒，然后退后半步，让出了话筒。

    施密特没有长篇大论，只说了一句话：“同志们，先放一放。”

    韦格纳转身走下了台。他没有回到自己的座位，而是从侧门走了出去。

    放映室里安静了片刻。

    克朗茨站了起来，椅子腿刮过地板的声音像一声闷雷。他走到台前，没有拿话筒，声音大得整个房间都在震。

    “同志们，我不绕弯子。

    这两个同志，是我们的同志。

    我们的同志死在非洲，我们不能让他们白死。

    那个叫什么萨莱的，还有他手底下那帮人，必须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我建议：

    中央下令出兵。

    找到那帮人的老巢，救出被俘的同志，把这群祸害连根拔起，一个不留。

    法国同志那边，我们会协调的。”

    见半天没有人说话。

    克朗茨等了十几秒，正要开口，台尔曼站了起来。

    “克朗茨同志，你的心情我理解。

    但出兵不是请客吃饭，不是拍桌子就能决定的。

    要评估敌情、地形、气候、后勤，要考虑法国方面的态度，要考虑国际舆论。

    主席还没有表态，你这么做不是在逼他表态吗？”

    克朗茨的脸色很难看。

    他想反驳，但台尔曼说的是对的，他反驳不了。

    他站在那里，拳头攥了又松，松了又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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