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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他一拳砸在桌上，转身大步走出了放映室。

    袭击发生后的第五天，消息传遍了整个乌班吉沙立。

    到第五天早上，班吉人民委员会大楼门前已经站满了人。

    第一批来的人不多。

    十几个农民，扛着锄头、砍刀，从北边走了整整一夜。

    他们站在门口，不说话，只是站在那里，望着门楣上那面褪色的红旗。

    门卫认出了领头的那个人，是姆班吉附近一个合作社的副主任，袭击发生那天他不在村里，躲过了一劫。

    但他的两个侄子都在袭击中受了伤，一个还在医院躺着，另一个被抢走了，下落不明。

    “你们这是……”

    门卫不知道该说什么。

    “等人。”

    那个副主任只说了两个字。

    人越来越多。

    从北边来的，从西边来的，从沿着乌班吉河往下游走了一夜赶来的。

    有农民，有工人，有教师，有学生，有合作社的社员，有人民委员会的基层干部。

    有人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有人围着色彩鲜艳的腰布，有人光着膀子只披一块旧布。

    恩加伊在二楼办公室的窗前看见楼下那片黑压压的人群在烈日下沉默地攒动，他看见人群中那些熟悉的面孔——合作社的社长、农技站的辅导员、小学的校长、医院的护士。

    他们都是平时开会时坐在后排、很少发言、但每次分配任务都完成得最踏实的人。

    “走吧，下去。”

    恩加伊转身走出办公室。

    门开了。恩加伊站在台阶上，烈日晒得他眯起了眼。

    人群微微骚动了一下，又安静下来。

    那个从北边来的合作社副主任走上前，在台阶下站住，仰头望着恩加伊。

    “恩加伊同志。”他开口了，

    “我是来讨个说法的。

    那些人——烧粮仓的那些人——他们是不是还在林子里？”

    “是。”

    “他们手里是不是还有我们的同志？”

    “是。”

    “他们是不是还要继续这么干？

    烧我们的粮仓，抢我们的卡车，打我们的人？”

    副主任也不等恩加伊回答，自顾自地接着说了下去。

    “恩加伊同志，我叫穆萨，你在姆班吉开过三次会，我每次都去了。

    你讲土地改革，我信了；

    你讲合作社，我信了；

    你讲社会主义，我信了。

    为什么？

    因为我亲眼看见了——路修了，学校建了，医院开了，我们的孩子能吃上饭了、能穿上鞋了。

    这些是你们带来的。所以我相信你们。”

    “但那些人他们不是来帮我们的。

    他们是在害我们。

    他们烧了我们的粮仓，他们抢了我们的卡车，他们打伤了我们的同志，有的同志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

    那些人说，他们是要‘解放’我们。

    解放什么？我们从法国人手里解放出来，不是为了换一伙强盗来骑在我们头上。

    他们想让我们回到过去——回到那种男人给白人扛活、女人给白人洗衣服、孩子在泥地里打滚的日子。

    他们不想让我们过上好日子。

    他们只想让自己在非洲大地上有话语权。

    我们不想回到那个日子。我们不愿意。”

    “恩加伊同志，我今天来，就是想问问你——你们还管不管我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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