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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唐宁街十号，首相书房。

    鲍德温上任不到一周，桌上的文件已经堆成了山。

    他坐在那把刚换过椅面、扶手却磨得油亮的皮椅上，面前摊着一份刚从柏林发来的经济简报。

    《红旗日报》的英文摘要，通过瑞士渠道转过来的，内容和德文原版一字不差。

    韦格纳在经济人民委员会上的讲话，关于“创造型岗位”和“谋生型岗位”的论述，关于产业结构调整和产能转移的设想，以及“让劳动者更有尊严”那句被编辑加了着重号的话。

    鲍德温读得很慢，读完最后一行，他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窗

    “你怎么看？”鲍德温没有睁眼。

    财政部长内维尔·张伯伦坐在对面的椅子上，手里也拿着一份同样的简报。

    他比鲍德温早到几分钟，已经从头到尾读过一遍，又在重点段落反复看了几遍。

    “他们不是在搞简单的产业升级。

    他们在重新定义社会主义经济的增长方式。”

    张伯伦把简报放在桌上，指尖点着韦格纳那句“让劳动者更有尊严”，

    “这句话很危险。德国工人听了会想——我们比英国人过得好；

    法国工人听了会想——我们也要过这样的日子；

    我们自己国内的工人听了会想——为什么德国人能做到，我们做不到？”

    鲍德温睁开眼睛。

    “德国人做到了吗？”

    “做到了。”

    张伯伦的语速不快，

    “他们的钢铁产量超过我们，机床产量是两倍，汽车产量是五倍。

    他们的工人每周工作四十小时，每年有二十天带薪休假，看病不要钱，上大学不要钱，住房由国家分配。

    我们的工人呢？每周工作六十八小时，每年只有六天银行假日，看牙要排队半年，上大学要自己掏钱。

    我们的钱去了帝国国防，去了殖民地行政，去了那些收不回来的战争贷款和海外投资。

    德国人的钱花在了自己身上。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区别。”

    书房里安静了片刻。

    “韦格纳搞产业升级，不是临时起意，是有预谋的。

    从一九三一年开始，他们就在压缩普通钢材、普通水泥这些低端产能，把钱往精密机床、电子工业、化学工业这些高附加值领域砸。

    四年了，效果已经出来了。

    他们的精密机床出口额去年远超过我们，化工产品出口额超过美国。

    他们是计划好的，一步一步走的。

    我们现在才看见，已经晚了。”

    鲍德温轻轻叹了口气。

    “不晚。我们现在看见，至少还来得及想对策。

    问题是，我们有什么对策？

    我们也跟着德国人搞产业升级吗？

    可我们没有德国那样的计划体系，政府不能命令企业转产，英国的资本家可不会听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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