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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资本主义最大的罪恶不是剥削，是它让普通人觉得自己的苦难是理所当然的。

    工人觉得自己天生就该穷，农民觉得自己天生就该被剥削，难民觉得自己天生就该被抛弃。

    我们革命，就是要打破这种理所当然。”

    “怎么打破？”

    “告诉他们不是这样的。

    然后证明给他们看。”

    海明威把这段话也敲进了稿纸里。

    他想起自己在美国的作家朋友们——多斯·帕索斯、福克纳、菲茨杰拉德。

    他们也在写，写美国，写人性，写迷惘的一代。

    但他们不写西班牙，不写那些从世界各地赶来、为一个不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献出生命的人。

    为什么不写？海明威不知道。

    也许他们觉得那是别人的事，也许他们觉得文学不该掺和政治，也许他们觉得那些戴着红星臂章的志愿兵只是狂热的傻瓜——不值得写进小说里。

    海明威不这么想。

    他们都是人。

    活生生的，会怕、会疼、会死的。

    他亲眼看见他们在战壕里瑟瑟发抖，亲眼看见他们抬着担架从炮火下爬出来，亲眼看见他们倒下。

    那些人有名字，有面孔，有家人，有过去，有未来。

    他们不是报纸上的统计数字，不是政治家嘴里的宣传口号，是会流血的血肉之躯。

    烟抽完了。海明威把烟蒂按进烟灰缸。

    海明威望着窗外，大西洋上泛起一片金色。

    太阳升起来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西班牙之后，世界革命还要继续。

    英国，美国，亚洲，非洲——那些地方的人民仍旧等着解放。

    海明威不知道还要多久。

    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

    但他相信总会等到那一天。

    打字机旁的稿纸在晨光中翻动着。

    罗伯特·乔丹的故事写完了，但故事里的那些人还活着——在西班牙，在德国，在苏联，在芝加哥，在每一个有人站起来反抗压迫的地方。

    那些红旗还会继续插下去。

    等到在某一天插遍全世界的时候，他希望还有人记得这些人。

    记得他们的名字，或者记不住名字也没关系，只要记得他们做过的事就行。

    海明威抽出一张新稿纸，在顶端写下：

    一九三五年七月，哈瓦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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