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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盛顿，白宫临时总统办公室。一九三六年七月四日，清晨七时。

    加纳正在吃早饭的时候，门外就传来秘书急促的脚步声，然后敲门声就响起来了，加纳放下手中的杯子然后说了一声

    “进来”。

    秘书推门进来，手里攥着一份刚收到的电报稿，纸张的边缘被他的手指攥得有些发皱，但他顾不上展开，声音里带着一股明显的松懈之意。

    “先生，医院那边传来消息——罗斯福先生醒了。

    医生确认他已经恢复意识，生命体征已经趋于稳定了。”

    加纳握着杯子的手指稍稍的停了一下。

    他靠在椅背上，仰头看着天花板，呼出一口气。

    那口气很长，像是从胸腔最深处挤出来的、被压了很久的，终于找到了出口，一点一点地往外泄。

    他这段时间，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如果罗斯福真的醒不过来，他该怎么办。

    他想了很久，想不出一个能让自己睡得着觉的答案。

    不是因为他没能力，是因为他不愿意面对那个答案背后的东西。

    他不能像罗斯福那样同时和国会、华尔街、美共、欧洲人打交道。

    罗斯福有一种本事，让人即使反对他，也不得不承认他站在这个国家的正中央。

    加纳没有这种本事。

    他在国会山待了几十年，擅长的是关起门来谈交易，不是站在广场上让几万人在雨里等他开口。

    加纳并不认同罗斯福的很多做法。

    加税加得太狠了，把资本家和商人逼到墙角，最后人家就敢雇枪手。

    他也反对把日本人弄到美国来。

    加纳认为日本人是狼，喂不熟。

    而罗斯福以为利益能捆住一切，加纳觉得有些东西是捆不住的。

    但罗斯福就是罗斯福，他一意孤行，他错了也不认。

    可问题是，他错了之后，这个国家还能撑得住。

    加纳不知道自己错了之后，这个国家还能不能撑得住。

    他没有罗斯福那种“即使错了也不会塌”的底气。

    他太清楚自己了——他是那种在风暴中能让船不翻的人，但不是那种能把船开进新海域的人。

    他可以把方向稳住，但他找不出方向。

    这段时间对他来说，每一天都像是在重新学习怎么走路，路是罗斯福修好的，但他走在上面总是不太稳，每一步都踩得小心翼翼，生怕踩错一块石板，整条路就从他脚底下裂开了。

    他不想成为那个让路裂开的人，他也不想成为那个被记住的人。

    被记住的唯一方式，就是坐在那把椅子上，然后在所有人面前犯一个错。

    那个错会被记住很久，比他做对的所有事情加起来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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