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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文同志，按你昨天测的这个标高往下挖，水流到前面那个洼地绝对就停住。

    这不成死水潭了吗？”

    年轻的技术员王清新指着图纸，额角的青筋都微微凸起。

    他刚从省水利学校毕业不久，满脑子都是书本上精准的水力学公式，无法容忍任何可能影响工程效果的误差。

    他对面，年纪稍长、戴着厚重眼镜的徐绍文技术员扶了扶镜框，脸色同样涨得通红，指着另一组数据据理力争：

    “清新同志，你测的那条线更危险。

    照你那陡峭的坡度，水冲下来比脱缰的野马还快。

    这新夯的土堤根本经不住冲刷，不出三天就得垮塌，这个责任谁负？”

    两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争吵声引来了更多技术员和民工的围观。

    问题的核心，直指工地上那几台命根子似的测量仪器。

    整个桃源县工段，就指着这三台“老爷兵”：

    一台是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老古董“沪光牌”，镜筒里的水准泡浑浊不堪，调焦螺旋松得打滑，用它观测，远处的标尺刻度都带着重影。

    另外两台是从省水利局仓库角落里翻修出来的鬼子造水准仪，精度本就有限，更糟糕的是，在苏北昼夜温差和弥漫性风沙的折磨下，

    它们的转向轴套磨损严重，稍微一动就发出“嘎吱”声。

    技术组长周明理，一位头发半白的老资格技术员，被夹在中间，一脸愁苦地对着匆匆赶来的冯大勇指挥解释：

    “冯指挥，真不是绍文和清新他们工作不细致，也不是我们内部不团结。”

    他无奈地拍着手里那台鬼子水准仪的木质支架，

    “是这些仪器本身的系统误差就太大了，沪光牌老了，鬼子也快散架了。

    您看这大太阳底下一晒，金属胀缩，读数能飘出去一截；

    早上凉快时测一次，中午最热时再测一次，结果能差出十几公分去！

    这……这根本不是人力能统一的，没法给施工提供准确的依据………”

    冯大勇何尝不知这些情况。

    他早就向苏北专区打了紧急报告，请求协调几台精度可靠的仪器，或者派个水平更高的技术小队来支援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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