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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在替你自己求情。”院长打断了他。“你在试探。试探政府会不会因为你说了这些话而惩罚你。

    如果政府不惩罚你，你就赢了；如果惩罚你，你就成了‘被压迫的学术良心’。

    不管输赢，你都不亏。但你没有想过——你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那些在战壕里失去了生命的人的感受呢？”

    贝克尔沉默了。

    院长从桌上拿起那份公函，放回抽屉里。

    “贝克尔，我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写一份书面检查，承认你的文章中的观点是错误的，在教研室的会议上公开宣读。

    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你继续教书，没有人会记你的黑账。”

    “第二，不写检查，坚持你的‘学术观点’。

    那我只能把你的材料上报教育部。教育部的处理结果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的教职可能保不住了。”

    贝克尔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我写。”他的声音很低。“我写检查。”

    院长点了一下头。

    “好。明天上午之前交到我办公室。”

    贝克尔转过身，走向门口。他的手放在门把手上，停了一下，没有回头。

    “院长先生，我还有一个问题。”

    “说。”

    “如果——我是说如果——政府真的决定对威廉二世进行公开审判，您觉得，我应该以什么态度来看待这场审判？”

    院长沉默了片刻。

    “贝克尔，你应该用受害者的家属走进法庭时的那种态度来看待这场审判。

    不是用旁观者的态度，不是用学者的态度。

    是当事人的态度。因为你的父辈们的态度——他们都在那场战争中当过兵。

    他们是不是受害者？他们有没有资格要求公正？你有没有替他们想过？”

    贝克尔听到这话，明显顿了一下，他拉开门，走了出去。

    门在他身后轻轻合上。

    院长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看着那扇关上的门。他叹了口气，摘下眼镜，用那块麂皮绒布又擦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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