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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普纳，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不是在写一篇学术论文。你准备好了吗？”

    赫普纳的嘴唇动了一下，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次，然后他用力地点了一下头。

    斯特曼没有再问。他转向阿尔弗雷德。

    “阿尔弗雷德，你认识《柏林月刊》的主编吗？”

    诺伊曼想了想。

    “认识，但不熟。但可以通过一个中间人搭上线。《柏林月刊》是学术界比较认可的刊物，立场中立，不左不右。如果在那上面发一篇文章，不容易被当成政治宣传。”

    “好。赫普纳起草文章，诺伊曼负责联系刊物，费尔莫伦——”

    费尔莫伦老头抬起了眼皮。

    “我负责看。不是看文章，是看风向。如果这篇文章发出去之后，有人开始调查作者，我要第一时间知道。”

    斯特曼看着他，微微点了一下头。

    “就这样定了。”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拉开窗帘。

    他的目光在那盏灯上停留了片刻，然后收回来，落在窗台上那盆已经枯死了一个月的天竺葵上。

    他想浇水。但他知道，浇了也没用了。根已经烂了。不如拔了，换一盆新的。但换什么呢？他还不知道。

    身后，阿尔弗雷德和费尔莫伦在低声交谈，赫普纳坐在沙发上，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已经开始在灯下写草稿了。

    斯特曼没有回头。

    他站在那里，看着窗外的柏林，看着那个他不认识、不理解、也无法融入的柏林。

    工厂的烟囱在夜色中冒着白烟，铁路上的货运列车鸣着汽笛从城市的边缘驶过，远处某个工人住宅区的窗口亮着橘黄色的灯，灯下有人在吃饭、在聊天、在看孩子写作业。

    那些人不需要他。

    那些人的生活不需要黑格尔，不需要费希特，不需要谢林。

    他们需要的是面包，是工作，是房子，是孩子能上学。这些，韦格纳给了。不是用哲学给的，是用铁路、工厂、学校、医院给的。

    也许他们是对的。也许他真的没用。

    但他不甘心。

    不甘心被人当作“可以安排但不必重用”的边角料，不甘心自己的学问在新时代里变成一堆无人问津的故纸，不甘心看着那些比他年轻、比他学历低、比他读的书少的人——那些在工厂里、在田地里、在军营里——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

    斯特曼的手指在窗台上轻轻叩了两下。

    然后他转过身，走回沙发旁，坐下来，端起了杯已经彻底凉透了的茶，一饮而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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