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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尔塔锁好门，三个孩子蹦蹦跳跳地跑在前面，弗里尔走在最后面，提着两个旅行袋，肩上还挎着一个帆布背包。

    他把行李放进后备箱。

    车子发动了。

    弗里尔坐在副驾驶座上，望着窗外。

    柏林在身后慢慢退去——先是东区的老住宅楼，外墙刷着淡黄色的涂料，阳台上摆满了天竺葵；然后是解放的公园，晨练的老人正在溜达；接着是市中心，菩提树下大街两侧的栗子树开满了花。

    库尔特开得不快，正好让弗里尔能看清街上的景象。

    他看见一家书店门口排着长队——大清早的，才七点多。

    队尾已经拐过了街角。

    队伍里多数是穿着工装的年轻人，也有些人穿着白衬衫的机关干部。

    “这些人是在等什么？”他问。

    “海明威，那本《丧钟》。今天有新书发布会，据说有编辑现场签售。

    再说排队买书的有几个是为了签名？他们就是想早一点拿到书。”

    开车的库尔特撇了撇嘴，

    “我老婆昨天排了两个小时才买到。她读到凌晨三点，今早起不来床了。”

    弗里尔笑了。

    “你看完了？”他问坐在旁边的妻子赫尔塔。

    “看了一部分。看到最后哭了一场。”她说，

    “那个罗伯特·乔丹……他明明可以撤退，为什么要留下？”

    赫尔塔当然知道那是为什么。

    她自己也是一名理发师，这本身就需要足够的耐心。

    赫尔塔在店里给顾客理发时总会和他们聊天，聊聊家常，聊聊物价，有时也聊聊政治。

    有一次她跟一个老太太聊起西班牙，老太太拉着她的手说——

    “我儿子也去了西班牙。他去年写信说，那边的孩子太苦了，连鞋都没得穿。

    我寄了三双布鞋去。

    后来他回信说布鞋收到了，说那边的孩子穿上后高兴得满村子跑。我听着心里又高兴又心疼。”

    赫尔塔说，“你说那些国际纵队的年轻人——他们图什么？”

    弗里尔说：

    “图个道理。”

    “什么道理？”

    “人不能像牲口一样活着。”

    赫尔塔想了想，说：

    “这理我也讲不明白。但我知道一件事——我要是也年轻十岁，我也去。”

    弗里尔到现在也没想明白，她说的“那些人”到底是指谁。

    但他知道她在说什么——当一个人选择为别人去死的时候，他不是在死，他是在证明一件事：

    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比活着更重要。

    车子出了市区，上了高速公路。

    弗里尔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了一会儿。

    他想起一九一九年刚进厂那会儿的样子。

    那时候他还不到二十岁，刚从部队退伍。

    战争已经结束，旧的帝国军队已经解散，新的魏玛政府刚刚成立。

    柏林街头到处都是失业工人，排着长队领救济汤。

    弗里尔没有去排队。

    他父亲是社民党党员，在战前的葬礼上认识了一位老同志——那人后来成了德共柏林市委的委员。

    他给弗里尔写了封介绍信，让弗里尔多去打听打听。三天后，那时候还不叫柏林第一机械厂的厂子录用了他。

    头几年日子紧巴巴的。

    工资不高，物价也不稳，能糊口已经是万幸了。

    但有一点不同——厂里成立了工人委员会。

    弗里尔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参加工人委员会会议时的场景。那是个冬天的晚上，会议室里坐满了人，抽烟的抽烟，喝茶的喝茶，吵得不可开交。

    讨论的议题是：厂里的利润分配方案，是该多上缴国家，还是该多留点给工人自己。

    “多缴国家！国家搞建设需要钱！我们苦几年，将来好。”

    说话的是车间工会主席。

    “凭什么我们就该苦几年？我们苦了几年了？”

    那是弗里尔当时的班长，一个从鲁尔区来的老工人，

    “资本家在的时候我们苦，现在自己当家做主了还苦？那革命不是白搞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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