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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就需要停下来，检查检查，该上油的上油，该拧紧的拧紧，锈得太厉害的还得换掉。

    我们的社会也是一部大机器，教育系统是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现在，我们就是在做检修工作。

    克劳泽老师就像一颗有点松动的螺丝，报纸上的文章、你妈妈说的话，就像扳手在敲打她，提醒她：

    ‘喂，你要拧紧一点，要对准位置！’

    她感觉到了这股力量，开始调整自己，这是好事。”

    弗雷迪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那……老师会一直变好吗？”

    “这就要看她自己了。”

    韦格纳的语气变得意味深长，

    “外力敲打，只能让她暂时动一动。是真心认识到错误，从此做一个公正的好老师，还是只是因为害怕被批评、被处理，暂时装出改变的样子？

    这就像生病吃药，有的药能去根，有的只能暂时退烧。

    真正的改变，要靠她内心的觉悟。这就需要持续的教育，也需要制度的监督——就像给机器定期保养一样。”

    这时，安娜走了过来，接过话头，把下午放学时与克劳泽的对话详细说了一遍。

    她特别提到了克劳泽那种试图“包装”批评和刻意提起“干部子女”的微妙心态。

    韦格纳听完，哈哈大笑，那笑声爽朗而充满洞察力：

    “这个克劳泽同志，很有意思嘛！

    她这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投机性！

    风往哪边吹，她就往哪边倒。

    以前觉得干部子弟是值得巴结的东风，她就顺风讨好；

    现在发现平等公正是更强大的北风，她马上就调转船头，还想在你这儿试探试探风向，看看能不能给自己描补描补。”

    他模仿着某种腔调，

    “‘哎呀，我们班风气一直很好’、‘那个干部家的孩子很懂事’——你看，话里话外，还是带着她那套衡量人的旧尺子！”

    安娜也笑了：

    “你总结得精辟。我当时就觉得，她并非真的理解问题所在，更多是恐慌和应对。”

    “所以说，思想改造是长期的、细致的工作。”

    韦格纳收敛了笑容，正色道，

    “对于这样的同志，批评教育是必要的，但要给她改正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次整风，建立起一套防止这种问题再生的制度。

    要让公正不是靠某个老师的觉悟或畏惧，而是靠明确的规章、畅通的监督渠道和严肃的问责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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