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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向詹金斯，

    “你提到想看看一种不同的经济如何运行。在德国，它已经运行起来了；

    在法国，你或许能看到它如何在一片混乱中挣扎着诞生，或者……失败。

    这对我的报道可能同样重要，甚至更能说明问题。”

    玛丽抱着睡着的女儿，担忧地问：

    “可是，斯诺先生，这里安全吗？听说巴黎经常有罢工和冲突。”

    “我会小心的。”

    斯诺对她点了点头，

    “作为一名记者，观察冲突和变化本就是我的工作。而且，我想亲眼看看，法国的共产党人——他们和德国的同志既有联系，又据说走的是略有不同的道路——是如何在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心脏地带行动的。

    这或许能帮我更好地理解，德国的模式是特例，还是具有可复制性的。”

    米勒耸耸肩，他是个务实的人：

    “好吧，你是记者，你有你的道理。我们只想尽快找到份踏实工作。

    祝你好运，先生，希望你能看到你想看的。

    也许等你到了柏林，我们还能见面——如果我们真能在那里站住脚的话。”

    他伸出手，和斯诺用力握了握。

    詹金斯则若有所思地看着斯诺：

    “我明白你的想法了，斯诺先生。

    这很勇敢，也很有见识。我们像是急于找到避风港的难民，而你……更像是个探险家，保重，希望你的观察能有价值。”

    说罢，他也与斯诺握手道别。

    霍根和玛丽也向斯诺表达了祝福。

    看着他们走向那条通往德国的队伍，斯诺心中有一丝复杂的情绪。

    离开勒阿弗尔，斯诺乘火车前往巴黎。

    一路上，窗外的景致逐渐印证了斯诺听闻的法国困境。

    许多工厂烟囱没有冒烟，田野间看着似乎有些疏于打理，火车途径的小镇也显得格外萧条。

    这里的情形让斯诺想起了之前在美国中西部看到的破产景象一样，带着疲软。

    火车缓缓驶入巴黎，斯诺首先抵达的是巴黎右岸，资产阶级和政府控制的核心区。

    这里依然保持着表面的繁华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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