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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尔曼听得心潮澎湃：

    “主席，您放心！我明白了！

    我们农业部门的同志们绝不会关起门来搞建设。我回去就立刻组织班子，和希法亭同志开联合会议，把您的指示落到实处，确保两个轮子朝着一个方向，同步前进！”

    “好！要的就是这个态度和决心！”

    韦格纳满意地拍了拍博尔曼结实的肩膀，

    “让咱们的经济建设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同志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齐心协力，共同把我们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建设好！”

    窗外，一九二一年的阳光，正暖暖地照耀着柏林，也照耀着这片即将在土地所有制和部门协作上发生深刻革命的土地。

    稍晚，农业人民委员会会议室

    博尔曼从韦格纳办公室回来后，立刻召集了农业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和几位来自地方、经验丰富的农会干部。

    博尔曼开门见山，传达了韦格纳主席的指示精神，尤其是关于土地所有权收归国有、禁止买卖，以及大力推动基于土地国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核心决策。

    话音刚落，一位来自巴伐利亚地区、头发花白的老农会干部就皱紧了眉头，敲着烟斗说：

    “博尔曼同志，这步子是不是迈得太快了？农民刚拿到地没多久，心里正热乎着，现在突然说地不是他的了，哪怕是名义上的，我担心……会出乱子啊。咱们当年打出的‘面包与土地’口号，深入人心啊！”

    “你的担心我明白。”

    博尔曼沉稳地回应，

    “但主席看得很远。地留在私人手里，今天可以是‘面包’，明天就可能重新变成锁链！

    我们见过太多富农兼并贫农田地的事了。主席说，这是为了杜绝新的剥削，是为了保障所有劳动农民的根本利益，不是为了把农民手里的地抢走。”

    一位年轻些、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委员接口道：

    “我完全支持主席的决定！土地私有是万恶之源！我们必须从根本上铲除它。合作社是通向社会主义农业的必由之路，早搞比晚搞强！”

    “光有热情不够，同志。”

    负责政策研究的副主任推了推眼镜，更加务实，

    “关键是怎么搞？

    ‘土地国有’这四个字怎么写进法律？

    ‘集体使用’的权责怎么界定？

    收获的粮食，交了国家的，留了集体的，剩下按劳分配，这个‘劳’怎么计算？

    是看出工天数，还是看干活的质量和强度？这些细则不搞清楚，下面执行起来要么无所适从，要么就会搞歪，好心办坏事。”

    博尔曼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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